(一)洋务实业的翻译与洋务派的影响

　　根据1942年美国学者勒法吉整理的《留美幼童文职分配名单》,有25名幼童被召回后在各洋务实业任职“文童”,其中包括李鸿章所上奏的“办理翻译、机器、电报、医学、鱼雷、水雷等事”(转引自勒法吉,2006:85一86)。笔者根据现存史料进行统计,初步发现有18名曾经在洋务实业从事翻译工作,具体如下:【表1】

　　
　　表一的翻译经历大部分属于幼童回国后的首份差事或早期工作经历,主要工作地点上海、天津及以北地区,涉及的洋务实业有铁路、矿业、水务、电报、电力、纺织、军火和外事。究其原因,是李鸿章希望幼童成为“职业性工程师”为国服务,而“设法不让这批幼童在中国官场中埋没,或则荒废所学去上海‘洋行’中做买办”(勒法吉,2006:62)。另外,尽管幼童留美期间也有刻苦学习汉语,但更多的是使用英语和粤语,以致幼童在回国之初很不习惯使用汉语。例如,其中一名幼童吴仰曾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坦言“听不懂李鸿章的口音”(Rh。ads,2011:183)。因此,李鸿章也希望幼童通过翻译工作“重学汉语”,就如当年留美期间通过翻译练习学习英语,但现在学的是汉语。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受个人主观意愿所支配。尽管幼童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着名工程师,但外语优势和西学知识让也他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部分来自有洋务家庭背景的幼童,回国后子承父业,翻译便成为其工作的一部分。

　　例如,幼童黄仲良的父亲黄道平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总办,另一幼童黄开甲的父亲黄岳川在潮海关任通事,两人受到家庭影响从事洋务工作,黄开甲更有大量的翻译工作经验,下文将多次提及他。而最突出的例子是来自广东的着名买办:唐廷枢,他的子侄唐荣浩、唐荣俊、唐元湛、唐绍仪、唐国安、唐致尧都是留美幼童。根据汪敬虞(1983)编写的《唐廷枢年谱》,唐廷枢早在幼童留美期间帮助李鸿章集资开办了开平煤矿,设立了上海洋务局,还向李鸿章推荐郑观应办理津沪电报和招商局,可见其办洋务势力之大,关系之广。因此,表一的唐姓幼童在回国之初利用了家族关系,以翻译工作为跳板谋求发展。后来,唐荣浩从山东外事局翻译晋升为局长,唐元湛通过在电报局当翻译而晋升为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唐荣俊则接过衣钵任怡和洋行总办。

　　除了洋务家族关系以外,部分幼童获得洋务重臣的赏识,继续以翻译工作开启仕途。例如,蔡绍基、罗国瑞、黄开甲、朱宝奎曾经担任盛宣怀的翻译和秘书,其中以黄开甲的任期最长。又如,梁如浩、蔡绍基、唐绍仪、吴仲贤、林沛泉、周寿臣后随李鸿章的德国顾问穆德麟去朝鲜协助建立海关制度,后又随袁世凯办理事务,其中唐绍仪“1885年随袁世凯出使朝鲜,初任帮办税务,旋即调西文翻译,从而开始了两人的政治和私人交往。此后直到1912年,28年之间,袁唐2人,由清政府的下级官吏,而封疆大吏,而部院大臣,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内阁总统”(骆宝善,1989)。

　　可见,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1efevere,2004:14)。幼童早期在洋务实业翻译工作是洋务派希望其成为技术专家的过渡工作,或者是继承家业操办洋务的起步工作,从业时间不长,对社会影响不大,但让幼童在回国之初解决生计,尽快熟悉中国社会文化和汉语,并为日后发展积累原始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