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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先进是想的翻译与维新派的影响

发布人:天津翻译公司|翻译服务|专业翻译|人工翻译|翻译公司|乐译通翻译     发布日期:2015-06-25     浏览次数:3373次     返回上一页

幼童后期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受到维新派的影响,致力于传播先进思想和制度,或是晚年从公职退体后,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和文学追求。其中,有多名幼童曾任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报纸编辑和翻译,包括曾笃恭曾任《北华日报》和《字林西报》编辑、黄开甲曾任《北华捷报》总翻译、丁崇吉曾任职《上海信使报》、容星桥曾任《中国日报》总经理、李恩富曾任《东钞报》中英双语刊编辑,他们的译作尚待学界发掘,而目前有译本可考的有以下三例。

  (1)容阂与黄开甲合译《国家银行法》

  1896年,黄开甲与容阂翻译了《国家银行法》,“这是国人所译最早的国家银行法着作”(程霖,1999:11)。这时候的容阂,已经不再是洋务派的幕僚,而是参加了康梁的维新运动,后来还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可见其政治思想不断演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国家的满腔热情。具体而言,容阂自1883到1895年一直留居美国,与中国政府几乎断绝一切来往。1895年中国与日本开战,他极为关心,向张之洞提出向英国银行贷款一千五百万美金备战,购买新式武器,并自愿提出去英国洽商此笔贷款。张之洞接纳他的意见,但英国银行坚持由中国海关收入作抵押,故贷款未成。容阂并不放弃,且萌生了翻译美国银行法律的念头。

  根据容阂的记录,翻译目的在于“拟游说中央政府,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且“因欲为此条陈之预备,乃先将国家银行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容阂,1998:175)。很明显,是容阂首先提出翻译银行法,但容阂旅美多年,早已习惯英文写作,因此容阂必须找人合译,特别要润色和修改汉语表达,故“并聘一中国文士,助予合译,而当时助予者有黄开甲君”(ibid.)。其中,黄开甲“他的中文文本或许是留美幼童中最为优美的”(胡劲草、钱刚,2010:141),而且有大量翻译工作经验,当然是容阂的最佳人选。

  翻译工作一完成,容阂便去北京条陈,曾得到不少官员支持,但中国官吏习惯用政府措施来谋求自利,使该计划终归泡影。在这种情况下,该译本在当时影响有限,但可以证明黄开甲思想开明,赞成容阂的维新主张,并以翻译工作予以支援。该译本也收录于容阂的“国家银行计划”中,值得金融、法律翻译领域的学者仔细研究,本文暂不讨论。

  (2)容尚勤翻译《卑士麦传》

  容尚勤,号廉臣,自幼习英文,并在伯父容阂的安排下,与胞弟容尚谦、堂兄弟容睽和容星桥获得官派留美的机会。容尚勤回国前已入读耶鲁大学一年,但因言行举止过于西化而被清廷于1876年1月提前召回。他回国后经历史料记载不多,只知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从事教书工作,在广州逝世”(容尚谦,2006:27),但可以推断的是,他受到洋务家族的影响,容易接受西方的观念,特别是容阂和容星桥后期也主张变法和革命,容尚勤自然也受到影响,因此也关心德国的政治局势,并于德国铁血宰相傅斯麦去世的同年,译介了其自传,发表在同样是广东藉的维新派领导的报刊《知新报》。

  《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是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的维新派在南方的宣传口舌。该报聘有英、葡、德、法、日等语翻译,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说叹知新报》之翻译,每月三十元,每日翻两千字,彼中之报,恒足数四五期之用而有余,临时不患窘竭,何其盛也。弟观其所译,未尝有分毫让时务,且时或过之”(梁启超,转引自姜义华)。1898年10月15日。月25日,第六十八和六十九期的《知新报》连续刊登《卑士麦传》,署名“香山容廉臣译,陈继俨篆述”。文中详细介绍了傅斯麦的家庭背景、生平爱好、教育经历、从政经历与晚年生活,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笔者初步观察,发现翻译方法既有异化,如译介西历时间“德相卑士麦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九号卒”(容尚勤,1889/1999:930);又有归化,如沿用清代朝廷官阶表示欧洲政治官衔“普王欲以某太子为储君,议未定,卑相力辅太子,并为之游扬其才德”,是极为珍贵的幼童译作,值得进一步考究。

  动蔡廷干英译古诗蔡廷干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勒法吉,2006:78),回国早期接受鱼雷训练,后服役于北洋舰队,且避过了中法、中日海战的战火,后来成为袁世凯的密友,政治地位显赫,退体后常居北京及大连,1935年去世。他获得了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资金来源后,晚年又回到中国传统古典文化中,潜心研究书法和《道德经》,所着《老之老》在学术界获得评价极高。

  他还用英文翻译古诗120首,于19犯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唐诗英韵》,全书包括39首五言诗和83首七言诗,涉及唐宋两个朝代的作品,翻译过程持续近三十年,不仅是首部由中国本土学者完成的英译中国古典诗集,而且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

  马士奎(2012)根据该诗集的一手材料,做了详细的翻译研究分析,此文不再赘述,仅引孟浩然名作《春眠》及蔡廷干的译文为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s1ePt。nsPring,une。nsei。us。fthedawn,Whens。ngs。fbirdswereheard。nevery1awn:

  Atnighteames。unds。frainandwindthatb1ew,H。wmanyab1。ss。mfe11theren。。neknew.

  该诗集还有特殊的翻译背景和明显的政治意图: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列强肆意侵略的对象,蔡廷干希望让世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改善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形象。到了诗集出版之时,西方出现经济危机,出现了“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庞德等人的汉诗译作引起强烈反响,蔡廷干的译诗刚好切合了目的语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取得不错的传播效果,不仅满足其对文学和学术的追求,更达成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意图。

  派留学生,但后期的留日留欧生因为其中有严复、马建忠等“文化译者”,其翻译作品和翻译思想一直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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